初到雅加达那两天，采访中提及最多的一个数字是，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超过2.6亿人口（2017年数据）的国家。对于渴望在海外寻求更大发展的中国品牌来说，这是一块矿藏无比丰厚的处女地。

作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之一，雅加达是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都市，百度百科的资料说，这里“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财富、人才和政治精英”，市中心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以及金碧辉煌的路易威登专卖店，似乎都在证明这一点。

不过，此行我看重的并非下榻在丽思卡尔顿酒店价格超过3000元人民币一晚的客房内的精英群体，而是绝大多数尚不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身上渴望“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

因为住在市北老城区的缘故，最先感受到的是这片区域发展之初级——或许可以说是落后——以及物价之低。来之前，我对印尼的印象多停留在数年前的巴厘岛，当时那里的物价尚略高于北京，充斥着豪华酒店、以美元计价的可乐、以及中文娴熟能说会道热衷于带你去各种消费的华人导游。

但是雅加达的老城区完全不是这样。

由于实在接受不了东南亚食材“怪异”的调味与香料，又不想在异乡一个人苦嚼变了味的中餐，在雅加达的这几天，肯德基和汉堡王这些西式快餐多次帮我解决了肚子问题。最“奢华”的一次，我在汉堡王点了一份包括薯条和可乐的皇堡套餐，外加一对鸡翅和一块硕大的炸鸡——这里的一对鸡翅真的是两只完整的鸡翅，而不是像国内那样，把一根鸡翅剁成两半，分成翅中和翅根加在一起卖作“2 pics”。

这套大餐我吃了两顿才吃完，总共花了8万多卢比，折合不到50块人民币。其实本可以不花这么多，前来消费的当地人都手持各色优惠券，比直接点餐至少还要便宜20%。

出于好奇，我搜索了雅加达人的平均工资，一份来源显示为《印度尼西亚商报》的报道显示，企业家代表向雅京特区政府提议2018年雅加达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前的335万5750卢比（约1580元人民币），提升至364万8700卢比（约1718元人民币），在印尼34省中，雅加达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是最高的。

按当下的汇率计算，1人民币可以兑换约2100卢比，那些很受当地人欢迎，由街边摊贩推车售卖的我没有尝试过的吃食（摊主大多不会说英文），单价大多在几千卢比。对于这片区域生活的大多数人来说，窗明几净、服务员可以用熟练的英文帮外国人点餐的汉堡王和肯德基，该算作比较奢侈的消费了。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拥有超过2.6亿人口的国家，绝对是可以让热衷于主导“五环外消费升级”的拼多多们两眼放光的处女地。

说回到亚运会。

如果以中国人，特别是以中国人办国际大赛的标准来看，这绝对是一届失败、失败、失败的盛会。不管是硬件、规则还是人员服务，尽可以随意点出大把瑕疵，刻薄一点，说成千疮百孔也不为过。

但我所见到的，印尼人在这件事上倾注的热情，却几乎是无可比拟的，即使2008年的北京，也与之大不相同。

中国引以为傲的北京奥运，在赛会举办的技术性上，几可说天衣无缝。而北京市民对这届盛会的态度，给人感觉也多是抱着万国来朝的心态，热情周到而不失得体，自是一派大国风范。

印尼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这事很兴奋，出离的兴奋。

在18日晚的开幕式之前，我观看了两次火炬接力，印尼人对这件事的热情大得超乎想象。

城内火炬接力那几天，线路两旁早早就布满了负责加油造势的学生——当然，这事我们中国人熟悉得很，在灼人的烈日下站那么几个小时，迎接火炬手，不是什么稀奇事。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印尼人的情绪，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参与者表现出厌倦、排斥甚至疲劳。事实上，每个人都异常兴奋，他们会在离火炬到来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就自发载歌载舞，唱得高兴，就开始对马路上正常行驶着的公交车欢呼，为飞驰而过的摩托车喝彩。

待到火炬接力的队伍真来了的时候，欢迎队伍的兴奋自不必提，连道路两旁行走的路人，都会冲到路中间，搂着停下来摆帅气pose的摩托骑警合影。缓慢移动的火炬手身边则有一圈陪跑的志愿者护航，围观者只要不冲过人墙，就可以随意上前围观拍照，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巡逻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至于封路，那是没有的事。

虽然看上去现场简直混乱得不成体统，但除了造成更严重的交通拥堵，几天的火炬传递到也顺顺利利，没看到出什么岔子。

开幕式当晚，整个亚运场馆群从里到外人山人海，我们一行人用了大概一个小时才找到座位。期间问了3拨路，一次是赛事工作人员主动询问我们是否遇到了困难，并给出了精准的路线；其余两次问到赛场安保，一次无所获，一次得到的了大概准确的方位指示。

对于这次备受中国记者吐槽的赛事服务工作，我们后来总结，穿深色服装安保人员大多数不是很懂英文，就算想帮你也能力有限；倒是衣着鲜艳的志愿者，应当是经历了严格的选拔与培训，会操着满溢的热情和相对熟练的英文为你提供帮助。

热情高涨又实力有限，底子很薄但渴望发展，是这次雅加达之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这种印象也体现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我在酒店附近的老城区徒步转了几次，这里的很多画面让我想起上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儿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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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的马路市场两边，一排排简陋的小店出售着大量廉价、原始的轻工业生活用品；流淌着泔水的马路中央，推车售卖手工自制食品的摊贩，在颜色深浊的油锅里炸出各种受欢迎的小吃；当地居民骑在摩托车上同摊主讨价还价，成交后把买到的东西扔在车筐里继续艰难前行，大抵做着与二十几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骑在自行车上相同的事情。

作为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的首都，雅加达老城区的街道市场上，商品、交易场所甚至支付模式都与中国的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看上去差着不只一个时代。但雅加达人对交易的热情和商品的渴望，则比任何时间的任何地方都不遑多让。

最近几年，印尼的经济增长保持在5%左右，各省人均收入普遍在1000-2000人民币之间。比起雅加达新城区高档酒店和商场林立的富豪聚集区，并不富裕，但向往更好生活的普通居民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此时，我们眼中的印尼，似乎正如数十年前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同属中国的台湾、香港眼中的中国内地，遍布着数以亿计的潜在消费者和广阔商机。